Should Hong Kong continue to deprive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from a university education?

   

By Ms Lee Suet Ying, 

Should Hong Kong continue to deprive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from a university education? 中文原文

For more than decades, the admission rates of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been kept at an extraordinarily low level. To the lucky ones, successful admission into universities is a symbol of status. However, to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their hope for a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largely deprived.

Around 15,000 students are admitted annually into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accounts for less than 30%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ho took the public examination DSE. Comparing our admission rate with neighboring cities, we will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Hong Kong is far lagging behind. Data in 2017 shows the rate in Shanghai is 72%, Beijing 66.8%, Tianjin and Chongqing higher than 50% and Singapore getting to 50%. The question is obvious: how long will our outdated elitist approach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continue?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Hong Kong needs talents of different kind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best place for incubating new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fact,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like PISA and TIMSS have times and again clearly shown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are doing extremely well in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Reading. So why shouldn’t we offer more university places for them?

Another issue regarding local university admission is the “3322” minimum entrance requirements, a cut off line which separates the winners from the losers. Currently,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is level 3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and Level 2 in Mathematics and Liberal Studies. As three of these four DSE core subjects are heavily language loaded, some students are excluded from university education even though they excel in non-core elective subjects or other non-language loaded subjects. This lack of flexibility and neglect of special talents should be properly addressed.

The combined effect of limited admission quota and stringent entrance requirements has led to other issues such as imbalance in sex ratio of eligible candidates (43.5% female and 28.6% male in 2017) and u

Inequal opportunities (students who can afford IB can compete favourably through  the non-JUPAS admission channel). In the long run, the local public schools and DSE system will be greatly undermined if nothing is done to remedy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Should we not give our young people a better future to aspire to?


  

李雪英,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致行政長官信函 – 2018施政報告的期望 English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鈞鑒:

喜見 閣下自 2017 年 7 月就任至今,在不少公開場合均表達對香港教育的重視。上任 之初,已積極就教育急切需要作出撥款,並就八個教育範疇設專責小組研究。本會於過去多 年,已多次就教育政策及發展作出建議,冀能提升教育專業、優化教育質素。本年初舉辦「教 育論壇:願景 2047」,亦獲 閣下及政務司司長支持,於開會禮致辭分享特區政府對發展教 育的決心。在 閣下正準備新一年特首施政報告之際,我們結集論壇所匯聚的建議,及過去 多年曾就教育政策及發展所發表的,提出以下的意見,以期提升教育專業、優化教育質素。

課程佈置與大學收生:
我們期盼能有一個寬緊合宜、與時並進、並能讓學生各展潛能的課程規劃及考評制度。 
不容置疑,課程設計決定了學生的學習質素及成效,當下香港正規課程最讓人詬病的是 過多過濶過深,當社會人士普遍認為學生學習壓力大,卻見大部份新修訂課程文件所勾劃的 課程範圍及學科知識越來越沉重。雖然教育當局在不同場合不同文件均提及為師生創造空 間,以發展及培養學生知識以外的技能、態度,但在知識量極冗赘的課程規劃下,素質的培 育許多時只流於片面、空談。另一個讓人擔心的是社會問題 「教育化」的趨勢,許多不容 易解決的社會問題,都往學校推。不少學術研究均顯示,將一些議題如品德情意、精神健康、 法治人權、家國情懷等化成正規課程去教授,效果不大,但卻會令課程內容無限止地擴張。 只要粗略計算一下近年新增的課題有多少、刪減的學習內容又有多少,便不難理解學生們正 面對何等擠逼的課程內容。

課程佈置主導了學生的學習生活,大學收生條件則影響著學校教與學及評估設計,特別 是在高中學階。香港中學校長會關注香港學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曾於本年 7 月 8 日透過 記者招待會,表達我們對大學收生的一些意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以知識型經濟的 發展為本,但多年來為學生提供資助大學學位的數目仍維持在 15,000 左右(少於考生人數 的 30%),比率遠遠低於香港毗鄰的國家或國內城市,2017 年數據顯示,國內錄取高考生入 讀大學本科的比率,上海達 72%、北京為 66.8%、天津重慶均高於 50%,至於新加坡亦已作 出規劃,入讀資助大學學位將會於 2020 年提升至 50%。據不同國際評估如 PISA、TIMSS 結 果,香港學生的表現不會比上列國家或城市差,何解我們的學生不能擁有同樣入讀大學的機 會?增加年青人入讀大學的比例,是為社會培育人材,是提升社會整體人文質素,若說增加 大學學位將「降低」大學生水平,只是精英主義作怪,將大學視為製造社會精英的搖籃。若

此,我們豈非要減少大學學額以「提高」大學畢業生水平?星加坡 Education Minister Ong Ye Kung 在近期的一個訪問中形容星加坡的教育是‘Lift the bottom, not cap the top’. 香港的教 育制度又是否有同樣的理想?

目前大學收生條件欠缺彈性,中、英、數及通識的 3、3、2、2 成了一條不能超越的界 線,既將一些具不同能力的學生拒諸大學門外,也讓大學部份學系無法錄取最適合的學生。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數據亦顯示在這個收生準則下,能符合入讀學士學位基本入學要求的男女 生比例持續失衡,2017 數據顯示男生只有 28.6%,而女生則有 43.5%,除非我們接受及認同 這個失衡,否則在未能增加大學資助學位前,可否即時檢視現時 3、3、2、2 這個基本入讀 大學門檻?

我們期望政府能增加資助學位課程學額,並從新檢視大學入學要求,以滿足學生升學需 求,給予有志、有能力的學生升學機會,並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需要,培育人才,提升 人文素養,增強香港整體競爭力。

電子科技與人工智能

今天科技日進千里,資訊科技自上世紀90年代引入學校至今近20年,教育局資訊科技教 育政策已進入第四期,策略重點亦落在「透過發揮資訊科技的潛能,提升學與教的互動經驗, 以釋放學生的學習能量,讓學生學會學習、邁向卓越……」。惟縱觀近年教育局發展策略, 除了裝備上協助學校建立無線網絡、增加撥款以聘請技術人員,與及即將撥款資助有經濟需 要的學童購置平板電腦或iPad 外,在電子教材的製作、電子學習平台的構建(如Khan Academy,台灣因材網)、運用AI於評估及學生自評,無甚進展。根據International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udy (ICILS 2013)的報告,香港與世界其他城市比較,學生在電子資訊素 養及運用(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與及於課堂上運用電子科技 (Students’use of ICT during lessons at school) 兩方面的排名均偏低。當然,我們仍寄望經過了 第四期資訊科教學策略,2018年的 ICILS 評估能有所改進。

我們建議構建全面而系統化的學習平台,讓學生各取所需、按個人步伐自學;開發人工 智能(AI)系統,協助評估學生個別需要,讓老師能及早對症下藥,協助學生重回學習正軌。

多元辦學與教育公平:

香港中學校長會一直關注教育公平性的問題,期望從教育體制、資源調撥以至其他教育 配套,均能讓不同社經地位及不同能力的學生有相近的發展機會。我們樂見教育當局透過撥 款以協助社經地位較薄弱、學習能力稍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非華語學生,並積極與學 界溝通,改善各項撥款的使用方法。惟單單資源的投入並不足夠,我們需要的是多元化的課程、具一定彈性的評估、與及兼容的社會氛圍,讓學生能得到真正「公平」(Equity)的學習 及晉階機會。

我們關注不同資助模式學校是否具相近的辦學條件,我們認為已證實在某一資助模式學 校進展良好的政策,應可廣泛運用於其他資助模式學校。直資體系在教學語言、學生收費及 收生程序所獲的彈性,一直引來廣泛關注,教育局對此不能置諸不理。我們期望不同辦學模 式的學校均能得到最好的發揮,讓就讀其中的學生更能得到個性化、個別化的照顧 。

2015 OECD PISA 研究結果指出,香港的堅尼系數雖然偏高,惟社經地位對學生成績影響 並不明顯。但近期一個香港教育大學的研究卻指出,過去 20 年貧窮家庭學生與富有家庭學 生升讀大學比例差距日漸拉闊,後者升讀大學比率是前者的 3.7 倍,較 20 年前的 1.2 倍顯著 擴大。兩個研究或許正好顯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貧富差異並未有對中三年級學生(PISA 的 調查對象)的學習成果做成太大的影響,但卻對學生入讀大學的機會構成不容忽視的差異。 是貧困學生在中三至中六這學階驟然退步,抑或是其他原因?這現象是制度的問題、抑或只 是一人、一時之事?現時各大學在取錄本地學生時,除按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成績外, 尚會錄取不同學歷的學生,包括 GCE ‘A’ Level、IB、Sub-Degree 等,我們認同大學之門 要為採不同學制的學生而開,但不同的學歷間應能公平換算,以保證不同學制的學生有同等 的入學機會。香港現時的學制,並不容許津貼學校 ( Subsidized Schools)及政府學校 (Government Schools)開設 DSE 以外的課程,也只有就讀某些直資(DSS)學校或國際學 校的學生,才有機會以非文憑試成績報讀大學。在大學學位高競爭性的情況下,大學收生在 擇優而錄的前題下,對不同學歷的收生門檻水平是否合理,決定了香港教育系統最後一個門 檻、也是最難跨過的一個門檻,是否公平開放。

教師專業發展與專業階梯:

教育質素除取決於資源的投入、制度的完善、課程考評編排的恰當外,更決定性的因素 是教師團隊的質素。一般學位教師的起薪點為政府總薪級表第十五點,按年自動遞增一點至 頂薪第 33 點,期間教師無須接受任可評估或考核,便按年資增薪,這或會造成教師在工作 上欠缺積極性。為確保教師團隊的持續發展及完善,我們建議檢視教師的職級,分設事業階 梯及專業階梯,讓教師能發揮不同的專長,並受到認同。除提供晉升機會予在行政工作方面 有出色表現的教師外,亦應提供晉升機會予教學表現卓越的教師,並鼓勵他們多與其他教師 進行教研或教學分享⋯⋯等,以推動整體教學進步。至於高級學位(SGM)及首席學位教師/ 副校長(PSM)的薪級及數量,一級校長及二級校長的區分等,均是積存多年的問題,須及 早檢視及修正,讓教師及校長職能與其職級及薪酬相配,為教育界吸引及保留人才。

 

結語

閣下對教育的重視,與及解決教育問題的決心,從就任之初即成立八個教育範疇專責小組可見一斑。惟卻因各小組的職權範圍有所限制,與及設計上的割裂,是次教育檢討或未能觸及業界關心的所有重要議題,亦難作綜合的改進建議,就已公佈的四份諮詢文件為例:

  • 教師專業發展專責小組的職能未有包括探討教師隊伍的老化、教師隊伍的中長期人力規劃發展、中小學教師職級的檢視和改革等問題。
  • 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未有深入研究學校教師的合理人手編制、學校專職行政和技術隊伍的建立等問題,故未能真正能讓教師專注於學與教及照顧學生成長的專業工作。
  •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提倡推行「快樂孩子運動」,目標是減少過度競爭的文化,但卻未能在學校課程、公開考試、大學學位等制度問題上有任何實質探討和改動,「快樂孩子運動」只會淪為一連串的宣傳活動,不能真正讓孩子快樂地學習。
  • 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的諮詢文件,未有涉及大眾關心的學士學位和適齡學生人數的比例,也未能為自資院校在整個專上教育體系清晰地定位。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面、宏觀、實證為本的檢討及規劃,若仍是各專項分拆檢討,檢討後亦未確知如何跟進,我們擔心香港教育急需的改善改良,未知何日可以達成。

如對上述建議有任何問題或查詢,敬請致電 24703363 聯絡本會署理主席鄧振強校長。

副本寄送: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李雪英謹啓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